本刊记者/庞清辉(整理) 随着社会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工人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素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中国最缺的,还是有技能的操作工人。在有限的技能人才中存在着“两多两少”,即国有大中型企业相对来说技能人才多,中小企业技能人才少;传统产业技能人才相对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技能人才相对少。还有就是大量的农民工缺乏操作技能,农民工的技能素质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从总体来说,我们工人的知识层次提高了。但是知识的提升不等于技能水平的提升。现在大力提倡工人学习技术,掌握操作技能,普通的本科生企业不缺,缺的是有专业知识会操作的技术工人。
据统计,我们国家从事技术工作的技能劳动者,大约占到整个劳动者大军(不包括农民工)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技能劳动者当中,技师和高级技师才占到百分之五左右,如果加上高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三类人算作高技能人才),三者总数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5%左右,这和国家的发展需求还差得很远。如果工人的技能水平不能满足需要,就做不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
从工会的角度,维护职工的权益,就是要帮助职工掌握技能,使其成为某一方面的行家能手,这是对职工权益的最大维护。工人跟老板协商工资、谈价钱,怎么谈?没有技术、不懂操作,工资就涨不起来。 ★
葛道凯:让学生有更好的就业质量
对职业教育,就业率已经不再是首要问题,应该从关注就业率上升到关注就业质量
本刊记者/庞清辉
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发展职业教育,使人们能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顺利实现就业,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在教育部2011年第4次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特别强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础能力建设很重要,教育教学的改革和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很重要,但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是制度建设。而在当前同时面临社会经济结构重大转型和大学生就业难、技术人员缺乏的局面,教育部门对发展职业教育有怎样的考量,《中国新闻周刊》和葛道凯有了一次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待业人员技能缺乏、高级技术人员缺乏,这给职业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十二五”期间对于缓解这个问题教育部门有怎样的规划?
葛道凯:2010年,我们修订了《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目录》,修订后的《目录》主要目标是促进五个对接:一是专业与产业、岗位和企业对接;二是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三是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四是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五是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对接。我们还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在专业设置条件、程序和管理的职责分工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
对职业教育来说,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职业教育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理论上只要是社会成员,要走向社会,养家糊口,都应该接受职业教育。再者,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人,随着技术的进步,也会落后于生产技术的需要,他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职业教育永恒的主题:一是规模,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不断地接受职业教育;二是质量,要努力使我们的职业教育和现实生产需要相匹配,不能落后,也不能超前,否则他毕业后找不到岗位。2011年,我们也是围绕(规模和质量)这两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但谈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一般会以职业教育为学习的榜样,因为在职业教育就业方面似乎做得比较好,你认为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葛道凯:2009年,(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6%,可以说,就业率已经不再是职业学校的首要问题。职业学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就业问题,已经从关注就业率上升到关注就业质量。下一步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使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就业质量。
2010年我们举办了五场教育与产业的对话,在学校、企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个基本的理念是校企要合作,学校和企业在同一个屋檐下讨论问题,像做生意一样,有什么产品,有什么需要,大家坐下来谈,这是我们对话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2011年会继续举办12场对话活动,使学校和企业不仅见面,还会进一步丰富对话内容。我们的目标是在某些方面能够进行深入的探讨,为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搭一个真正的平台。
中国新闻周刊:今春,关于“招工难”的报道似乎比以往还严重,专家和学者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会不会影响到本来已经严重的职业学校的生源问题?你怎样看职业教育招生难问题?
葛道凯:中国是不是到了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本身也在讨论之中。我的判断是,如果中国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的职业教育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刘易斯拐点”之后,伴随着的一方面是劳动力短缺,同时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因为为了招到人,工资一定会上涨,涨了工资以后,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力要创造更多的价值,企业才会聘用。这个价值来自哪里?来自教育,最直接的就是职业教育。我相信各级政府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发展本地的职业教育,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行业也会更加关注职业教育。
我自己体会,“招生难”本质上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对矛盾。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世界上500强企业这几年到重庆投资,我们最早的设想是这些500强企业肯定对我们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个大的拉动。从去年开始,这些企业开始陆续投产,但他们对劳动力需求90%以上需要的是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大量是中等及中等以下,但是老百姓的期望值更多的是放在更高的层面。所谓“招生难”本质上是认识的错位,当然认识的错位需要社会发展阶段的调整,也需要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对整个社会的宣传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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