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庞清辉(整理) 随着社会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工人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素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中国最缺的，还是有技能的操作工人。在有限的技能人才中存在着“两多两少”，即国有大中型企业相对来说技能人才多，中小企业技能人才少；传统产业技能人才相对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技能人才相对少。还有就是大量的农民工缺乏操作技能，农民工的技能素质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从总体来说，我们工人的知识层次提高了。但是知识的提升不等于技能水平的提升。现在大力提倡工人学习技术，掌握操作技能，普通的本科生企业不缺，缺的是有专业知识会操作的技术工人。

据统计，我们国家从事技术工作的技能劳动者，大约占到整个劳动者大军(不包括农民工)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技能劳动者当中，技师和高级技师才占到百分之五左右，如果加上高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三类人算作高技能人才)，三者总数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5%左右，这和国家的发展需求还差得很远。如果工人的技能水平不能满足需要，就做不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

从工会的角度，维护职工的权益，就是要帮助职工掌握技能，使其成为某一方面的行家能手，这是对职工权益的最大维护。工人跟老板协商工资、谈价钱，怎么谈？没有技术、不懂操作，工资就涨不起来。 ★

葛道凯：让学生有更好的就业质量

对职业教育，就业率已经不再是首要问题，应该从关注就业率上升到关注就业质量

本刊记者/庞清辉

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发展职业教育，使人们能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顺利实现就业，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在教育部2011年第4次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特别强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础能力建设很重要，教育教学的改革和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很重要，但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是制度建设。而在当前同时面临社会经济结构重大转型和大学生就业难、技术人员缺乏的局面，教育部门对发展职业教育有怎样的考量，《中国新闻周刊》和葛道凯有了一次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待业人员技能缺乏、高级技术人员缺乏，这给职业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十二五”期间对于缓解这个问题教育部门有怎样的规划？

葛道凯：2010年，我们修订了《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目录》，修订后的《目录》主要目标是促进五个对接：一是专业与产业、岗位和企业对接；二是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三是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四是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五是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对接。我们还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在专业设置条件、程序和管理的职责分工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

对职业教育来说，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职业教育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理论上只要是社会成员，要走向社会，养家糊口，都应该接受职业教育。再者，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人，随着技术的进步，也会落后于生产技术的需要，他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职业教育永恒的主题：一是规模，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不断地接受职业教育；二是质量，要努力使我们的职业教育和现实生产需要相匹配，不能落后，也不能超前，否则他毕业后找不到岗位。2011年，我们也是围绕(规模和质量)这两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但谈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一般会以职业教育为学习的榜样，因为在职业教育就业方面似乎做得比较好，你认为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葛道凯：2009年，(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6%，可以说，就业率已经不再是职业学校的首要问题。职业学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就业问题，已经从关注就业率上升到关注就业质量。下一步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使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就业质量。

2010年我们举办了五场教育与产业的对话，在学校、企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个基本的理念是校企要合作，学校和企业在同一个屋檐下讨论问题，像做生意一样，有什么产品，有什么需要，大家坐下来谈，这是我们对话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2011年会继续举办12场对话活动，使学校和企业不仅见面，还会进一步丰富对话内容。我们的目标是在某些方面能够进行深入的探讨，为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搭一个真正的平台。

中国新闻周刊：今春，关于“招工难”的报道似乎比以往还严重，专家和学者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会不会影响到本来已经严重的职业学校的生源问题？你怎样看职业教育招生难问题？

葛道凯：中国是不是到了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本身也在讨论之中。我的判断是，如果中国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的职业教育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刘易斯拐点”之后，伴随着的一方面是劳动力短缺，同时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因为为了招到人，工资一定会上涨，涨了工资以后，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力要创造更多的价值，企业才会聘用。这个价值来自哪里？来自教育，最直接的就是职业教育。我相信各级政府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发展本地的职业教育，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行业也会更加关注职业教育。

我自己体会，“招生难”本质上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对矛盾。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世界上500强企业这几年到重庆投资，我们最早的设想是这些500强企业肯定对我们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个大的拉动。从去年开始，这些企业开始陆续投产，但他们对劳动力需求90%以上需要的是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大量是中等及中等以下，但是老百姓的期望值更多的是放在更高的层面。所谓“招生难”本质上是认识的错位，当然认识的错位需要社会发展阶段的调整，也需要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对整个社会的宣传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