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积淀是大学的财富。与大学教育历史悠久的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大学教育在其不算太长的历史中，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社会边缘到社会中心的发展过程。历史为每一所大学所提供的机遇都是相同的，只有那些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及时调整发展定位的大学，才可能与时俱进，成功地实现大学的转型，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历史稍早于我国最早建立的近代大学。建校初期，尽管有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的慷慨捐助，以及首任校长威廉•R•哈珀的宏大“计划”，但到1916年举行25周年校庆时，它还只是完成了其学院时代的发展历程；大学总章程中规定的“大学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同等重要”、哈珀提出的“要让芝加哥大学的组织计划使美国现有学院和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发生彻底的变革”等诸多理想仍然没有变成现实。芝加哥大学真正繁荣，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出现的良好发展机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人类生命和社会财富的空前灾难，也是许多国家大学的灾难。芝加哥大学雄心勃勃的创业进程受阻于战争和经济危机，建立医学院的计划被迫中止。但是当战后高等教育发展的机遇来临时，芝加哥大学没有等待，而是以时不我待的勇气走上了建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之路：

1924年，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正式成立，在整合了芝加哥地区和本校其他医学教育资源后，一大批从事尖端医学研究、在医学相关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教授加盟医学院，从而奠定了芝加哥大学在美国医学界的优势地位。

在间隔时间不长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发展问题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自然和人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相互联系。人类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各学科的知识和学者的努力，更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敏锐地认识到了科学研究的新趋势，便在学校大力推进交*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强调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合作研究。

1930年代，哈钦斯校长对大学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并进行了管理重心下移的行政改革，为学科间富有创新的合作开辟了道路。一时间，人类发展委员会、社会科学跨学科委员会、文化史、观念和方法及比较文学委员会、社会思潮委员会、统计学委员会等各种合作研究委员会先后建立起来，有的至今仍然在跨学科合作研究与教学中发挥着重大影响，有的则形成了新的学科基础，成为大学新的学科生长点。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芝加哥大学“伟大的对话”的新时代。对跨学科研究与教育无与伦比的重视由此成为芝加哥大学的主要传统，并成为其发展定位的核心内容之一。芝加哥大学的教师和毕业生中先后有73人荣获诺贝尔奖，这所大学所蕴含的旺盛的创造力不能说与该校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与教育没有关系。

另一所大学的成功也展现了抓住机遇对高校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差不多与芝加哥大学同时建立，尽管在建校之初就确立了吸取赠地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两家之长，注重文理结合、重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斯坦福大学仍然只是一所二流的地区性大学。

斯坦福大学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的弗雷德里克•E•特曼认识到战后经济繁荣和冷战形势下政府必将大规模投资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并预见到“政府的拨款势必倾注于有实力的大学或大学里有实力的系科”。但要有实力获得联邦政府的研究拨款就必须有知名的教授，而二流的斯坦福大学对知名教授并没有吸引力。为此，特曼确定的战略是：选择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为重点发展学科，构筑学校的“学术尖顶”，吸引知名教授，竞争政府研究拨款。与此同时，特曼利用学校丰富的土地资源，出租土地，在大学周边培植工业企业，走与工业发展相结合之路。

这两大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使斯坦福获得了学校和学科发展所缺乏的资金，引进了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增强了学校的实力，使学校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成就了“硅谷”奇迹，开创了大学科技园的先例。特曼因其对开发科技园的卓越贡献而享有“硅谷之父”的美誉，斯坦福大学则因特曼战略的成功一跃而成为一所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

来源：别敦荣 《美国大学定位与个性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