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的基本功：作为世界公民的跨文化交流-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网

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跨文化交流”,为何选这个题目和大家交换意见呢?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健康快速发展,已从世界舞台较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和改革开放前相比,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密切了,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就是世界的事情。要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不只决定于中国内因,也需更多地研究和改善国际环境。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这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军事环境,等等。近年来,传媒业高速发展,文化环境中的舆论环境的影响更加凸显。跟踪各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评价就会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解的、曲解的、甚至攻击的,比例不少。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中国与中国的实际相差甚远。如果要改善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就需要加强国人的国际话语能力——我们的表达要能够说服或感动大多数外国人,至少要能促进他们对中国的理解。由此,我们提出了“跨文化交流”的课题。这本来是属于学者圈内的学术题目,今天,我认为它应该走到大众中来。

1976年以前,中国每年出国的人数约1万人次,而2008年上升到1 200万人次,境外来客是2 400万人次(和港、澳、台的往来另有统计),这样广泛的交流远远超出了专业外交人员和外贸人员的小范围。如今中国人已经是世界公民,踪迹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的国际意识增强,关心每天发生的国际大事。在中国的报纸上,国际新闻、国际评论大多要占到两个版面。央视和地方台的国际新闻专题也在日益增加。

所以说,我们已进入“公共外交时代”。“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是个外来词,也可译成“公众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交往或日常往来为主的交往,在交往中表达本国文化、国情和政策。它与政府外交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

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如外交部,而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及个人。只要交往双边中至少有一边是民间的,就属于“公共外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几十种语言对外广播,接收广播的是外国公众,也是公共外交的一例。在这种公共外交中,个体不代表国家主权,但在双边交流中个体间可以有深度的沟通。这种公共外交对增进国家、民众间的相互理解的贡献很大。例如,被誉为“中国十大智库”之一的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就曾对我国外交发展提出过及时的建议,并得到采纳。

当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 500个民族,共有6 000多种语言,《圣经》是世界上翻译文本最多的书,有2 197种。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文化的多样性仍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并将是人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不变方式。

什么是文化或文明?据统计有200多种定义。比较典型的是英国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说法:“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条件中的文化是一个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德国社会学家艾尔夫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说法则把文化和文明做了区别:“文化与文明的分别,便是文明是‘发明’出来的,而文化是‘创造’出来的。发明的东西可以传授,可以从一个民族传授到另一个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学及物质的工具等等,都可视为文明。”比如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电视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基于技术发明而形成的文明很容易传播,几年内就传遍世界。但文化不同,包含语言文字、绘画、戏剧等的文化没有个体发明人,其创造者是民族集体。属于民族的秉性和固有性的文化不易丧失,也不像文明那样容易传播。因为文明和文化的此种区分,对外交流时我们说“跨文化”,而不说“跨文明”。

简单来说,文化可以分为看不见的文化和看得见、听得见的文化。看不见的文化是指价值观、信仰和与语言文字有关的思维方式,等等。通过言行、通过“文化的表现形式”或“载体”(这里不是指纸张、胶片或无线电波等意义上的载体)才看得见、听得见的文化是指语言文字、文学、知识、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等等。

价值观、信仰和与语言有关的思维方式,通过言行、通过文化的载体才能表达出来。如果没有接触过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看得见、听得见的艺术形式,你不会知道一个陌生的民族是什么信仰,有什么价值观。比如看京剧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价值观,“包公戏”说明中国古人痛恨腐败,《穆桂英挂帅》表现中国人很爱国。罗密欧与朱丽叶表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你不爱我就不让你活了;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是“化蝶”,这就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区别。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民歌、民谣。中国代代相传的对联,往往也是民族价值观的表现。

文化有没有全球化的问题?德国人这样定义全球化:“某一个规则或某一种习惯,它不是在一个地方有效而是在全世界有效,那它就是全球化了的”。虽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可以认为有关经济的某些管理方法、质量标准和贸易规则(有人称此为“经济文化”)确有趋向全球化的现实,但不能由此推论就有文化全球化的前景。

由于电影、卫星电视、互联网和大型喷气式客机的普及以及手机、个人电脑、DC/MP3之类的廉价,文化传播成本减低了,那么也只能说这属于“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仍不能说文化全球化。

有人说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有小提琴协奏曲的表现形式,这是不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例?我觉得这只是用一个国际认可的方式来表达中国文化,载体是小提琴协奏曲,内核仍是中国人的精神。

互相尊重,文化可以互补,并创新本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传到韩国,帮助他们创造了本国的文字;同样,日韩文化对中国也有反馈。1910年有中国人统计,由日本人从欧洲语言用中国汉字创造的新词汇反馈到中国的有980个,如一些科技名词和政治名词,“物理”、“化学”、“宪法”、“民法”、“共产主义”、“共产党”等,还有“稳定性”、“可靠性”、“先进性”这类名词,以及“绿化”、“城市化”、“自动化”,等等。

如果毫不在意,文化差异就会形成交流的障碍,就会形成一种阻力。韩国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汉学家说,你们现在还在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会让邻国很担心。他的这种担心就是因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实际上,“平天下”是指春秋战国时,中国有战国七雄和八百诸侯,现今沿用这句名言,只是强调修身的重要性。既然会引起误会,在国际交流中也就没必要一定要引用这句话。

因文化差异互相歧视就会导致冲突,近年这种情况多次发生。比如,2007年欧洲某报纸刊登了一幅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穆斯林世界提出严正抗议。因此,我认为不能只尊重自己的文化,而不尊重别人的文化。

文化差异看上去是小事,最后可能变成大事。最有名的例子是1793年,英国派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京为乾隆83岁祝寿,带了包括科学家、画家、天文学家等80人,还有几百箱礼品。乾隆允许他们参加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祝寿仪式,但要求英国人与全体祝寿者一样要双膝下跪。但后来英国人只单腿下跪,比其他人高出一头,乾隆对此非常生气。于是对英国跟中国商务谈判、谋求建立使馆的要求一口回绝,并限期离国。英国人海上漂泊9个月才来到中国,甚为艰苦,但最后没谈成合作,反而造成两国的严重隔阂。这个特使在日记里写道,这个国家没有办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看来将来只有战争了。那么,三艘军舰就可能征服中国!果然到47年后的1840年就有了鸦片战争。于是有人问,如果乾隆不赶走英国特使会怎么样?在19世纪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足以用武力侵略中国的时候,由于晚清王朝的腐败落后,战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使然。但是双方不容忍对方文化,造成了严重隔阂却是个事实。

不同的语言可以通过掌握这种语言或别人的帮助来达到沟通,但是从来不存在完美的翻译。两种语言在两种文化背景中产生,不可能一一对应。只有物质名称可以一对一,但凡带有点感情因素、信仰因素,就不一定能完全对应上,甚至有的时候不能翻译。我们一定要留心这种差异。

比如,汉英或英汉字典中“龙”和“Dragon”相互对应。在英文字典里,“Dragon”是一种传说中的怪物,有狮爪、蛇尾、翅膀及带鳞的皮肤或者是大蛇、蟒蛇、古代的巨大蜥蜴,等等,没有一项是正面和美好的,和中国人概念中吉祥的“龙”完全不一致,网上的“Dragon”的图画也都特别可怕。美国曾有两本畅销书都是把中国说成“Dragon”。一本是《中国威胁论》,封面就是一条红色的凶龙;一本书名是Red Dragon Is Rising(《红色的龙在崛起》),这种翻译中不注意文化的差异,往往就造成极大的误会。中国的龙应该另外创造一个英文词汇,但是把国内外出版的字典改过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希望中国画家画中国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表现其中国文化涵义,画得和气才对。

交谈必然带有人的思想、情感、认知、行为等因素,中外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差异不可忽视。据统计,世界65亿人口中81%的人自称信仰宗教。在美国,无神论者不能当总统。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时一定会说上帝的启示。美元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

我与美国的一位神学家、布道家路易·帕罗博士有过三次对话,共同出版了一本书叫《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对话》,在国外有英文、西班牙文和韩文译本。他讲的是基督教基本教义,我讲的是中国人的宗教观,我想表达我们虽是无神论者,但完全能和宗教信徒和谐相处。他则想把教义讲给读者听。我们的结论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无宗教信仰的人彼此不应当另眼相待,而应当彼此尊重、和谐相处。英文的《南华早报》为此刊登了一篇长文,题目是“上帝,你怎么能让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基督教者拥抱?”这说明宗教隔阂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文化的交流是一切交流的基础。任何一种国际交往,不管是政治谈判、经济谈判、军事谈判还是学术交流都是靠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靠语言文字来表达。如果没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在这几项交流中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面向世界进行表达时必须准确。我们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会产生中国特色的词汇,这些词汇在世界政治学上或者在哲学上看,一定是有创新性的,一定会是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比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但是现在让外国人较准确地理解我们的表达并不容易。美国的几位研究中国的教授对我们说“自主创新”翻译成“独立创新”,不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中国人自己创新,不与外国人合作?经我解释后,他们说在中国实行的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译成“鼓励创新”外国人容易明白。英国人也曾建议他们和中国成立一个小组,专门把中国的新的特殊政治词汇编辑成一本准确解释的、不断补充的词典。

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必然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现在美国一张口就是“民主、自由”,欧洲人一碰到问题就说人权,法国人自认为是道德高地,可以批判一切。英国从18世纪打出的贸易自由,演变到今天有“布莱尔主义”,即可以以人道主义为理由,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和”的文化。汉语中“和”有着丰富的含义,如“和谐”、“和为贵”、“和善”、“祥和”。我们提“和谐社会”的理念,还没有一个外国媒体就此攻击我们。“和谐世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成多样性公约》提倡的“各种文化互相共存,互相包容”的理念是一致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续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就是指通过国际沟通,我们要达到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促进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人有人缘,国有国缘”,个人有好人缘可以带来温暖、带来帮助;而国家有“国缘”,则是得道者多助,也容易为世界多作贡献。我们要建设好与国际地位相当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国缘”,就得以跨文化的本领,加强理解,减少误解,广交朋友。若凡是我国有机会与国际交往的人士都有公共外交意识的自觉,则国家幸甚矣。

赵启正,1940年生于北京,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曾在中国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二十年,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厂长等。历任上海市工业委员会党委副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及党工委书记。1998年调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2005年2月,增补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06年9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著作有《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向世界说明中国(续编)——赵启正的沟通艺术》、《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对话》(与路易·帕罗博士合著)、《浦东逻辑——浦东开发和经济全球化》、《浦东奇迹》、《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101题》等。